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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进一步作出了对法律信仰这一概念的定义，认为法律信仰是主观方面守法主体将法律当作自身行动的准则，与客观方面主体对于法律规则的严格遵守的结合。

那么，应当用什么东西来取代呢？在我看来，无产阶级只能采取单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的形式。虽然这也是一个相对抽象的参照，但它毕竟还是提供了某些可以赖以做出选择的判断标准。

如果说欧洲的文艺复兴主要侧重于人文主义及其引导下的思想、文化、艺术，指涉极为宽泛，那么，在法学的视野中，不妨把中国法学领域内的文艺复兴概括为中国的法意复兴。各种不同的观点虽然各有侧重，但它们都有一个最大公约数，那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化再造。正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依据，恩格斯对一些职业政治家与法学家提出了批评：在职业政治家那里，在公法理论家和私法法学家那里，同经济事实的联系就完全消失了。因而，充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与方法，有助于从根本上改进中国当代法治实践的理论化提炼。这个法学主题当然是法治实践的产物（详后），但它同时也可以呼应于传统中国的礼法关系，从而在精神层面上，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化再造。

譬如，关于调解的理论与知识就颇具代表性，古代中国倡导无讼观念，认同和谐价值，有综合运用情、理、法解决纠纷的传统，当代中国的调解理论就是这种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化再造。[18]按照这种观点，新中华法系的重构主要在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各类法学理论流派中，首先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

在李大钊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不断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的新境界。按照文艺复兴展示的文明演进规律，源于中国古代的传统法律文化经过时代化的再造，也可以焕发出新的生机，从而为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提供好机会。因为，理论源于实践，法学知识体系从根本上说来源于法治实践。[25]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1页。

其四，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应当加强对外来法学知识的选择性借鉴，应当恪守以我为主的原则，选择借鉴那些有益于中国自身的外来法学知识，从而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增添有益的养分。这就是说，得人心是宪法有效性、正当性的主要依据。

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中的每一个部分，都浸透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立场与方法。受人类意思的影响，在他是永远不能的。[15]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载《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069页。次年我在《密歇根法律评论》3月号发表了一篇论文，名为《来自中国古代法典及其他中国法律及法观念资源的阅读材料》。

[15]由此可见，梁启超把清代比作欧洲的文艺复兴期，他希望通过复兴中国古典的学术思想，让中国古典的学术思想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着眼于中国自主的目标定位，对外来法学知识的借鉴，应当以中国为本位，坚持以我为主，在此基础上，加强对外来法学知识的选择性借鉴。为了历史地理解这个途径、渠道、方法，有必要引入两个不同的观察视角。正如前文所述，在李大钊的笔下，唯物史观已经被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及其法学理论的立场与方法。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华法系的重构不是简单地传承古代的某些法律思想制度与形式条文，而是弘扬发源于中华民族本土上的体现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理性思维的法律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就是这样一棵可以生长的古树，这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进行时代化再造的前提条件。

从宋明理学的发生机理来看，正是基于对外来佛学的借鉴与吸纳，才孵化出新的、自主的宋明理学。如果追溯至20世纪40年代，那么，关于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理论与知识，同样源出于鲜活的、自主的法治实践。

无一为自我明日之预言。以《诗》《书》《礼》《易》《春秋》为核心的典籍，承载了中国民族之灵魂的传统形态。[8]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30页。这本书里用来代替它的体系，我认为可以叫做历史领域中的哥白尼发现，因为它不承认古典文化或西方文化比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墨西哥文化等占有任何优越地位。[14]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载《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067页。传统中国盛行礼治，《史记·礼书》中的说法是：礼因人心，非从天下。

[31] 蔡枢衡：《中国法理自觉的发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页。首先，要把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紧密地结合起来，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理论，更是中华民族的、中国自主的法学理论。

百年以降，关于中华法系以及新中华法系的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学术文献。[1]根据斯宾格勒概括的历史的托勒密体系，我们可以提出法学的托勒密体系。

另一方面，外来法学知识还可以成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的孵化器。正如他在1927年写成的《狱中自述》中所说，自己从天津的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之后，仍感学识之不足，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东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

如果仅仅是简单地传承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与法律条文，既无助于重构中华法系，甚至也不足以称为时代化再造。但如前所述，宋明理学本质上是中国固有的儒家之学与道家之学以及外来的佛家之学化合融会的产物。这是从法律实施的角度展示了得人心的意义。用马克思的著名论断来说，就是要让理论到达彻底的程度，这就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又如，当代中国强调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这种侧重于国家治理的法治观念，早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就已能看到其文化渊源：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一）中国当代法治实践的理论化提炼已经取得的成就数十年来，关于中国当代法治实践的理论化提炼，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就。同样，在中国法学知识的体系中，这样的情况也普遍存在。

从文艺复兴的角度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化再造，不仅可以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化再造提供理论依据，同时还可以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拓宽视野。在这样的关系中，可以确立选择性借鉴外来法学知识的一种参照：对外来法学知识的借鉴与吸纳，应当有助于在法理层面上，为立国、立法、立政提供终极性的理据，以此培育中国民族之灵魂。

这种制度层面或中观层面的理论与知识，在法学各二级学科中普遍存在。[22] 丁爱萍：《小切口立法解决大问题》，载《人大研究》2022年第11期，第1页。他又说：这个宪法草案所以得人心，是什么理由呢？我看理由之一，就是起草宪法采取了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广大群众的意见相结合的方法。[28]蔡枢衡在此描述的状况，就没有体现出对于外来法学知识的选择性借鉴，相反，它体现了对外来法学知识的偶然性吸纳、随机性借鉴：偶然碰上了什么，就随机借鉴什么，就随机吸纳什么。

要实现这个目标，有必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进入 喻中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学知识体系 法治实践 自主知识体系 。

把蔡枢衡预期的这个目标转化成为当下的表达方式，那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至于改进的方法，有必要着眼于理论提炼者的想象力与洞察力。

[7]把这个论断转化成为今天的法学话语，那就是，法律本身必须得人心。所谓后经学时代，主要有两个要点：其一，在社会政治层次上，经学失却其合法性依据的地位，中国社会形式上走向法理化的时代。